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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乐安历史第一卷(1921-1949)
来源: 县政府办   发布时间:2017-12-20   点击次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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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至大革命时期的乐安

 
    一、地理环境及政区沿革
    乐安县位于江西省中部,抚州市西南部,介于东经115°35′至116°10′、北纬26°50′至27°45′之间,东与崇仁、宜黄交界,西与永丰、新干相邻,南毗宁都,北接丰城。全境南北长85公里,东西宽475公里,距省会南昌172公里,距抚州市99公里。
    乐安建县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划崇仁县的天授乡、忠义乡、乐安乡和永丰县的云盖乡置乐安县,县政府所在地鳌溪镇。全县总面积为2412.59平方公里,现管辖区域有鳌溪镇、公溪镇、山砀镇、龚坊镇、戴坊镇、牛田镇、万崇镇、招携镇、增田镇、南村乡、湖坪乡、罗陂乡、湖溪乡、谷岗乡、金竹畲族乡、大马头乡(垦殖场)等16个乡(镇、场)共175个村委会,总人口37万余人。
    乐安县地处雩山余脉,境内以丘陵山地为主,地势东高西低,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南部多山,北部多丘陵。海拔300米以下的低丘岗,约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51%,主要分布在县境的东北部,西南部和中部山间盆地及河流两岸的狭长地带;海拔300米至500米的高丘岗,约占全县土地面积的11%,主要分布在县境中部和东南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约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8%,主要分布在县境东部、南部和西北部的边缘地带。乐安地貌以海拔高度分为中低山区、高中丘陵、中低丘陵和溪谷平原四种类型。
    乐安县境内高山有大树岭山系的华盖山(又名大华山,海拔996米)、大龙山(海拔1157米)、十八排(海拔1370.5米)、鸭公嶂(海拔1346米)、龙骨嵊(海拔1290米);相山山系的芙蓉山(海拔1070米)、中华山(现名宝和山,海拔672米);麻岭山系的杯山(海拔949米)。
    乐安县地质因受多次地壳运动的影响,地层裂隙发育复杂,形成北东、北北东、北西和南北向构造。出露的地层主要有第四系、白垩系、侏罗系、三迭系、泥盆系、震旦系、石灰系。岩性分布以花岗岩最广,出露面积达1085平方公里;其次为变质岩(千枚岩、云母片岩、板岩),出露面积588平方公里;再次为紫红色砂砾岩,出露面积315平方公里。此外有少量混合岩,出露面积116平方公里。
    乐安县地处抚河、乌江河(又名恩江河)上游。境内有谷岗、公溪、牛田、湖坪四条河流水系。其中县东北汇集的公溪、谷岗水系,分别注入抚河;县西南各水汇集的牛田、湖坪水系,分别注入乌江。年平均径流总量约2.4亿立方米。
    乐安县属湿润季风性气候,温暖多雨,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农业气候条件十分优越,尤其适宜农作物的种植。其四季气候特点是:春季多阴雨,夏季多暴雨,秋季多干旱,冬季有冰雪。据有关气象资料记载:年平均降水量1660毫米左右;平均气温17度左右;无霜期平均为266天。
    乐安,春秋为百越之地;战国初期属吴,中期属越,后属楚地,秦属九江郡,西汉属豫章郡南城县,东汉末分属临汝县,太平二年析临汝置安浦县,属临川郡;晋属临川郡,南朝隶属宋、齐之安浦县;梁大同二年(536)在今乐安县公溪镇古城设立巴山郡,辖新建、西宁、巴山、丰城等7县,隋开皇九年(589)废境内郡、县,分别并入崇仁、庐陵县,崇仁县属抚州。唐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乐安属江南道抚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天下为十五道,乐安属江南西道抚州;五代时江西地初属杨吴,后属南唐,升抚州为昭武军,乐安属昭武军管辖;北宋天禧四年(1020)分江南为东西路,乐安属江南西路抚州管辖;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江西道宣慰司立行中书省,乐安属江西行省抚州路管辖;明、清属抚州府;1913年2月废除府,乐安县直属于江西省政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乐安先后隶属中共临川县委、中共永丰县委、赣西特委、赣西南特区委、中共宁都中心县委、中共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管辖。1933年秋,国民党陆海空总司令部南昌行营制定《江西省特别区政治局组织条例》,在全省8个“围剿”革命根据地重点区域分别设立特别区政治局,其中划乐安与永丰、吉水3个县部分边界地域设特别区政治局于永丰县藤田。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结束后,撤销特别区政治局,全省划分为8个行政区,乐安属第七行政区管辖,直至1949年解放。
    二、社会和政治经济状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列强的侵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开放九江、汉口等十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以此为据点,加速向江西内地渗透。外国资本家向中国内地倾销商品,其中尤以鸦片为大宗,由此流毒乐安城乡。
    乐安境内几乎无工业可言,手工业夏布织造和造纸相对兴盛。据光绪三十年(1904)乐安知县钱志铭报称:“该县出产夏布,年约四至五万匹,多系外商前来,运至芜湖、镇江销售。”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乐安县·商务。乐安县境中部与南部的市镇和农村,有专业机房60余所和许多个体织机。县城、牛田、招携等集镇的大商号和外来客商都专业经营夏布和苎麻运销业务,撕制麻丝是当地家庭妇女的日常劳作和主要副业收入。但因制造工艺落后,质量难以提高,加上外国进口的洋布冲销,市场逐渐萎缩,到1935年“乐安夏布年产三万匹,运销县外二万匹。”民国24年《江西年鉴》。造纸在乐安历史悠久,其中尤以“宁化”纸享誉省内外。相传宋绍兴年间一名福建宁化籍造纸师傅,到乐安招携山区开棚造纸,并传授技术给当地群众,此后产量和质量均有所提高。长期以来,招携出产的毛边纸,每刀边缘都盖有“宁化”二字印章,既是对宁化籍师傅的纪念,也是商标的款识。光绪年间,招携、坪溪、严杭、金竹等山区竹林中,造纸棚有四五十所,工人五六百人,年产毛边纸四五千担(每担16刀,每刀196张)。
    清廷为支付战争赔款,加重赋税,大肆搜刮民财。同治二年(1863)乐安县征收地丁钱粮银39353两,征收房契税、牛税、牙税、茶课税、纸价税等94两,合计39447两《乐安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这一时期乐安县实有人口227670丁,人均负担钱粮税赋1.73两。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三年(1864)近十年间,太平军与清军鏖战于乐安一带,兵灾战乱连年不断,且双方都向百姓“借饷”征粮。地方官府更借“剿贼”之名横征暴敛以肥私。境内除田赋、丁赋外,官府摊派还有措捐、借捐、亩捐、米捐、船捐、堤捐等20余种。宣统二年(1910),乐安遭受水旱灾害,粮收减半,而官府不恤民困,催赋仍急似往年。投诉无门的三都、四都民众组织“约亭会”,涌进县城示威请愿,要求开放义仓赈济灾民,却遭到军警的镇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抓兵拉伕;官府卖官鬻爵《江西最近军事政治概况》称:“江西八十一县之知事,皆由方本仁一手包卖”,“大县多至万元,中县八千,小县亦五六千四五千元不等,总以县之肥瘠而别价格之高低。”资料见1926年5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第4版。,派款要粮;地主豪绅从中渔利,以致城乡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其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北伐战争前,“军阀对人民的迫害,最显著的是横征暴敛与纵兵祸民。”战争经费“除依赖借外债与各华商银行贷款外,即向民间榨取。如增加田赋,发行‘军票’(军用纸币),抽取厘金、赌税、娱乐税、鸦片税等苛捐杂税。”《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二部《北伐一统》第一卷,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中华民国69年,第29页。民众负担逐年加重。
    封建宗法制压迫沉重。各族姓祠堂设有祖长、族长、年长、学长、贤长等,一切事务都由“五长”作主。族中有私设的吊、打、罚款、削谱以至处死的处罚,以维持封建宗法统治,故有“官法不如族法”之说。
    乐安在大革命前,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全县仅有县立高等小学一所,学生只有百余人。另外,水南的罗宿小学、戴坊的培基小学和一些私塾,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开办的,学生也是富家子弟,工农子弟没有读书的机会,因此,全县90%以上人口为文盲。
    妇女受封建压迫最深,社会地位更加低下。她们除受到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压迫外,还要受夫权压制。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妇女在婚姻方面完全失去自由,她们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是各村触目所见的贞节牌坊,使多少妇女断送了宝贵的青春年华。
    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地方绅权,民国时期仍然统治着乐安的区、乡政权,左右着县政,派系纷争愈演愈烈。县级政权的主宰者,本应为上级任命的县知事(县长),但为了政令顺利推行,都要拉拢地方士绅。官绅互相依赖,互相利用,欺压百姓,鱼肉乡民。
    民国初年,设立的乐安县议会,由21人组成,大多为知名县绅,或前清遗老,如县城邹令修(清末举人,民国初任劝学所长)、游乃安(贡生,县团总)、黄馨山(清末秀才)、游倬章(贡生,民国初任省议员)、詹卜协(贡生,县团总);山砀的康怀萱(举人,民国初省议员);戴坊的杨怀芳(举人,县团总);流坑的董连三(贡生,县议员);水南的丁蜚翰(贡生,县议员);带陂的邹希孟(县庠生)等。1926年后知名的士绅有:一区陈叔卿(东川)、李香池(四都排)、詹信斋(鳌溪);二区谭味腴(招携)、张利南(金竹)、曾日三(望仙);三区王兆麟(湖坪)、王民盘(湖坪)、彭少篯(罗陂)、丁佑才(水南);四区黄继安(沙罗坪)、杨士髫(东堆);五区康作群(山砀)、康拱臣(山砀)、游作云(公溪)等,他们不但控制区、乡政权,而且左右县政。其中尤以湖坪王兆麟最为专横跋扈,土地革命时期他利用所掌握的地主武装,疯狂地镇压苏区革命群众。
    民国期间,由于各派势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致社会长期混乱,百姓不得安宁。在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的状况下,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劳动人民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以及豪绅地主的重重压迫之下,丧失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大多数贫苦农民主要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
    乐安的土地私有制达到惊人的地步,真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以罗陂乡的罗田村为例:全村132户,其中地主3户,富农5户,贫雇农124户;全村共有土地面积246亩,其中地主占有土地147亩,占598%;富农占有土地257亩,占104%,贫农占有土地432亩,占176%;此外,公堂(实际上也是地主阶级掌控的田产)占有土地30亩,占122%。由此可见,仅占人口23%的地主,却占有全村土地近60%,加上他们所掌握的祠堂公产田在内,则达到72%。又如湖坪高屋下村,全村88户,有土地975亩,其中大地主王考祥有土地450亩,占全村土地总数的45%;其他中小地主有土地150亩,占154%;公堂寺庙有土地293亩,占30%;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占有土地不到10%。
    地主阶级以地租、高利贷、雇工等手段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
    地租剥削。地主把占有的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索取高额地租。地租根据地质优劣分三个等级:地质较差的四六分成,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成;中等的对半分成,较好的倒四六分成。丰收年景还要追加租金,而歉收年份则按正常年景交纳。
    雇工剥削。地主占有大部分耕地,专门雇工耕种土地,残酷剥削贫苦农民。雇工剥削方式多种多样:一是雇青少年为牧童,担负放牛、砍柴之责,只给饭吃,不给工钱;二是辅作(指初学种田的青年农民),只给吃饭穿衣,不给工钱;三是掌作(青壮年劳动力),雇主与雇工协议,每年多少担稻谷或银元。一般稻谷不超过10担,银元一般是十七八块,最多不超过30块,规定雇工每年元宵节后上工,腊月三十日下工。长工每人承担20亩左右的土地耕作,此外还要担水、砍柴、种菜等。每天劳动达到十多个小时。
    高利贷剥削。地主、资本家的高利贷剥削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货币(银元)高利贷,俗称“生债”,即借一块银元,每月交利息2角或年利息2元;一种是实物(稻谷)高利贷,俗称“生谷”,其年利息每担谷6斗或1石不等。穷人借债一要有中人担保,二要有资产抵押,借债人如不能按期偿还,就要算花息,本上加息,息上加息。
    杀“青苗”。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际,地主、资本家乘机抬高粮价,剥削贫苦农民。如农民借一担谷,折算银元3至4块;而地主、资本家向农民买禾花谷,每担最多不超过2块银元。农民买进或卖出,两头受剥削。
典押剥削。当贫苦农民走投无路、借贷无门之时,不得不将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土地、房产或贵重物件等典押给地主、资本家。逾期无力赎回,抵押的土地、房产或实物即被没收。
    贫苦农民不仅饱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穷人抬不起头。
    乐安交通闭塞,除手工操作的夏布、毛边纸之外,没有现代工业。毛边纸生产资料绝大部分由地主恶霸占有。如招携港田的大地主资本家董毓斋拥有纸棚5个;大金竹一地共有10个纸棚,全属张利南所有。地主、资本家占有纸棚,剥削纸业工人,大发其财。纸棚的生产方式落后,劳动强度大。每个纸棚一般雇佣十来个工人,他们从拂晓一直干到夜深,每天要制造出毛边纸10刀之多,价值10多块银元。而工人所得的报酬,多则100枚铜钱,少则70枚铜钱,自身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所以在纸业工人中流传有这样的歌谣:
    “后生走纸棚,老来背竹筒;想起走棚真可怜,昼少歇来夜少眠;日里做工赚饭吃,夜里灯下赚工钱。”
    “禾镰挂上壁,作田人冇饭吃”;
    “衣衫破烂满身洞,帽子开花裙打结”;
    “睡禾草,盖蓑衣,三十过年庙里棲”;
    “穷人头上两把刀:租谷重、利钱高;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
    这些歌谣是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乐安人民的自发反抗斗争
    清末民国初,乐安曾经发生一起震撼统治阶级的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
    乐安城垣附近三、四、七都三都:即尧坊、上岭、上舍等地;四都:即石陂、青山、樟坑、四都排等地;七都:即斜元、崇山、琴元、大源等地。的无地、少地贫苦农民,大多数租佃县城各姓宗族祠堂或地主豪绅的土地。清朝宣统二年(1910),乐安遭受水旱灾害,饥荒严重。统治阶级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官绅勾结,趁火打劫,侵吞义仓义仓:旧时各地为备荒而设置的公益粮仓。积谷,又与奸商勾结,抬高粮价,使饥民生活陷入绝境。
    天灾人祸,贫病交加,激起了贫苦农民的无比愤怒。三都厚元贫苦农民杨钻仔、杨连香等人,串联本地农民姜鳗鲤、姜么生、邹盛宗、邹连宗、唐志梅、唐堂七等人,组织“约亭会”,以“约亭会”成员为核心,集结力量,带领三、四都群众到县城示威请愿,要求开放义仓,救济饥民。可是,知县沙昌寿不但不答应群众的正当要求,反而出动大批军警,威吓和镇压群众,更加激起群众胸中怒火。他们在首领杨钻仔、杨连香等人带领下,一个个义愤填膺,同反动军警展开搏斗。在众多饥民奋力抗争下,反动军警临阵退缩,知县沙昌寿不得不打开义仓,赈济饥民。
    被迫发放赈济粮后,知县沙昌寿以聚众闹事,殴打军警为由,勒索处罚三、四都贫苦农民银元1000元,并责令三都乡绅李接香,四都乡绅李月明各自负责追缴。农民闻讯后,立即组织起来,手持大刀、鸟铳、梭标、木棍等,以头扎红绳为标记,浩浩荡荡地向县城进发。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吓得浑身发抖,向聚众抗争的群众打恭作揖,要求讲和。沙昌寿迫于压力,取消了罚款令,群众赢得了反对封建压迫斗争的初步胜利。
    辛亥革命封建王朝被推翻,但贫苦农民仍然没有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
1912年,乐安山洪暴发,酿成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县城东南一带一片汪洋,禾苗淹没,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地主豪绅不但不视灾情予以减免租谷,反而要求农民送租上门,并使用阴险手段,加重剥削农民。地主豪绅把农民送去的租谷,重搧慢放,只剩八成,农民忍无可忍。
    曾经同封建统治阶级较量过的贫苦农民,重新组织起“约亭会”,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反抗斗争。首先将“抗议送租上门,否则集体退耕”的通告贴满县城大街小巷,豪绅地主惧怕断绝财路,终日惶恐不安。北洋政府新任乐安县知事刘天衢,使出两面派手法,表面上答应群众要求,暗地里以“防匪安民”为名,向江西督军李烈钧报告,派来40名军警,对农民实行镇压。
    是年7月17日,刘天衢指使警佐丁炳尧带领军警暗中埋伏在县城东门城墙脚下,乘三、四都农民进城时,将“约亭会”骨干——姜鳗鲤、李桂生、杨钻仔、唐堂七等人,以“率众捣乱,抗拒罚款”的罪名,拘捕入狱,更加激起了贫苦农民的愤怒,表示:“决不向军阀政府低头!”“决不向豪绅地主低头!”
    被捕入狱的李桂生,是三都乡绅李接香的儿子。李接香听说儿子被捕,吓得惊慌失措,欲认领罚款,救出儿子,被群众阻止。李接香遂将筹集的经费捐给“约亭会”作活动费用。
    经过两天的筹划,7月19日早饭后,三、四都农民各持梭标、鸟铳和大刀、棍棒等,在“约亭会”骨干邹盛宗带领下,向县城进发。因消息走漏,县署早有准备。当队伍前一部分刚入城,城门即被关闭,邹盛宗等人与城外的队伍隔断联系。邹盛宗奋勇冲击,单身闯入县署,打倒站岗军警,夺获步枪一支。但他不会使用枪支,拿着枪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刘天衢下令卫兵开枪,邹盛宗腹部中弹,他顽强地一手持抢,一手按住腹部奔出县署,踉跄地向东门走去,在象山脚下的“佛提庵”边与兄邹连宗相遇,把步枪交给邹连宗,只说了一声“斗争到底……”便倒下了。
    进城的农民队伍,与反动军警开展激烈的搏斗。终因势单力薄,“约亭令”骨干唐志梅被俘,后与关押在狱中的首领姜鳗鲤、杨钻仔一道,被军阀刘天衢杀害,首级悬挂于城楼,暴尸于河中。接着反动军警窜至三、四都,逐村逐户搜查,烧房屋、抢财物,所到之处,洗劫一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13年夏天,反抗斗争暂时受到挫折的农民运动重新兴起。三、四都农民与七都农民密切联系,将西城收取田租最苛刻的何氏宗祠、西溪书院和保卫团团总何华堂的房屋焚烧殆尽。此时,县知事刘天衢已被罢免,豪绅地主失去了保护伞,人人自危,只好出城向农民求和,废除送租谷上门的陈规陋习,并协商县公署将关押的唐堂七、李桂生无条件释放。贫苦农民的反抗斗争,付出鲜血和生命,取得了初步胜利,在乐安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对乐安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27个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平会议”提出7项条件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卖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遭到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军阀政府不顾人民反对,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在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南洋华侨学生都展开爱国活动。6月3—4日,军阀政府又逮捕北京学生800余人。全国人民更加愤怒,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的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商人也先后举行罢市。至此,“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6月10日,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热潮也波及偏僻的山城——乐安。6月初,乐安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临川三师”)读书的谭敬熙(招携汗上人)等被选为学生代表,到南昌出席全省学生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谭敬熙等人回到乐安,在乐安县立高等小学集会,进行宣传鼓动。高等小学师生纷纷响应,并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响亮口号。
    县城学生组织仇货检查队,首先是抵制日货,同学们纷纷将日本出产的洋瓷脸盆、牙刷、牙粉、毛毡等物品收集烧毁;然后到商店进行检查,发现“祥庆庄”杂货店和“怡和福”百货店不听制止,仍在继续售卖洋货,仇货检查队将他们店里的洋货全部没收,在县公署门前当众焚烧。不久,全县各地小学先后召开师生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宣传“五四”运动。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给乐安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带来深远的政治影响。此后,全国的进步报刊、书籍开始在乐安发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读书的进步学生游嘉谷、游嘉德、游嘉训等人,将“五四”运动的传单寄回乐安,激发青年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的斗志。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乐安进步青年纷纷投身于革命。曾友颜(增田带陂人),在临川三师读书时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12月在吉安加入共青团组织,1926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谭伦明(招携汗上人),在临川三师读书时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经曾友颜介绍入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在乐安县城创办青云书院,从事党的秘密联络。易道明(山砀草坑人),在临川三师读书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外地加入中共组织;张书锡(南村张家巷人)、何德辉(招携黄香排人),于1925年报考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连长,负伤后于同年11月返回乐安从事革命活动。这些人在乐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均成为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和革命先锋。
    五、北伐军进入乐安的革命斗争
    1926年初,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兵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7月1日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从广东出师北伐,分三路讨伐北洋军阀。
    同年9月,国民革命军第14军和第5军一个团由永丰县进入乐安县城。乐安县城各界人士成立“军人招待所”,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的到来。广大工农群众烧茶、煮饭,热情慰问革命军将士,并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和向导随军行动。
    北伐军进入乐安县城后,由14军的国民党代表熊式辉熊式辉主持召开民众大会,采取公开“征求”的方式发展党员,由林元荣、王廷骥、曾翰珊筹建成立国民党乐安县党部。中共党员张书锡、曾友颜也参与筹建工作,但乐安县党部由国民党右派操纵,他们维护封建反动势力,以“革命”为幌子,左右乐安政权。
    1926年11月7日,北伐军攻克南昌,消灭了孙传芳主力部队,结束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由方志敏任常务委员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公开活动,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是年冬,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派张禅林(大金竹人)为乐安县政治监察员,发动工农运动。在张禅林支持下,中共党员曾友颜、谭伦明联络临川三师同学詹世泰、谭敬熙等人,在乐安县城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斗争了北洋军阀安插在乐安的爪牙——县知事吴定邦和警佐钟志博。并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二人戴高帽游街示众,逼他们交出“官印”,勒令限期离境,彻底铲除北洋政府势力余孽,这场斗争是在中共党员的组织发动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获得的重大胜利。
    12月,中共党员钟赤心(吉安县人),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赣东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乐安,与张禅林一起,主持召开国民党乐安县代表大会,改组被国民党右派操纵的乐安县党部。中共党员张书锡当选为常务委员,曾友颜、谭伦明、何德辉分别当选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曾友颜兼农运部长,谭伦明兼青年部长。撤销国民党右派黄继安等人的职务。
    1927年夏,乐安县赴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中共党员易道明,学习结业后受江西省农民协会的委派返回乐安,与乐安县进步青年詹世泰、何飞鲲等人,成立乐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他们在张禅林支持下,在县城尚义祠(今鳌溪粮食加工厂),创办乐安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张禅林任所长,吸收县立高等小学部分高年级学生和社会进步青年共50余人参加学习。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群众,驻江西的新军阀朱培德追随蒋介石,各县农民协会被迫解散,乐安农民运动讲习所也随之停办。
    随着窃取国民革命军要职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由于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加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自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
    六、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人民转变斗争策略
    (一)反动派血腥镇压,右派势力卷土重来
    “七一五”宁汉合流后,江西新军阀朱培德追随蒋介石南京政府,在江西大举“清共”,残酷镇压工农运动,惨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1927年10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派罗时斋到乐安进行所谓“清党”,并建立反动武装“靖卫大队”。此时,乐安以黄继安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重新抬头,反革命活动极为嚣张。他们不仅串通国民党右派陈叔卿、詹信斋、李香池、刘南垣等人,以“清党”、“清乡”之名,敲诈勒索广大工农群众,还在县城暗杀中共党员易道明。后又将中共党员、曾任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连长张书锡诱骗回乐安逮捕,押送到南昌杀害。
    (二)革命活动转入农村,建立秘密农民协会
    “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后,革命群众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激励和鼓舞工农群众开展各种有效斗争。中共党员张书锡、曾友颜等先后秘密回乐安县;何德辉、谭伦明等一直在家乡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吴江(永丰县人)在乐安罗田;陈兆鲲、陈甘澍(均永丰县人)在万崇池头;钟赤心在万崇上罗;聂作汉、吴鲁观(均永丰县人)等在大金竹等地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先后在池头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和暴动队;在上罗成立“十八兄弟会”,在罗田成立“穷人会”等,积极地开展抗租抗债,打土豪、杀劣绅,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
    (三)池头农协投奔工农红军第七纵队
    1927年永丰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长陈兆鲲,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后,转移到永丰、乐安边界的万崇池头。在陈兆鲲、陈甘澍的指导下,池头农民以学习“武术”为掩护成立武装“暴动队”。1927年11月间,南昌三江口粮商王老板等三人在池头村一带贩卖鸦片,抢购粮食,严重地损害当地农民利益。池头秘密农民协会决定为民除害,组织全体会员于11月13日晚上,在坪背九龙店将三名奸商捉拿,没收其银元,销毁其鸦片,并将其处死在临家洲港里。事发后,被告发到江西省政府,省政府下令乐安县政府查办。县政府责令池头劣绅邱高云、邱贵香负责追查。会员们害怕案情终有一天会暴露,于是,化装挑盐到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参加江西工农红军第七纵队。原池头秘密农会主席邱老毛,改名邱雄,在红军队伍中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等职。
    (四)罗田村组织“穷人会”,对抗土豪劣绅
    罗陂乡罗田村是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大革命失败后,村里的土豪劣绅欺压贫苦农民,反动气焰嚣张。1928年初,中共永丰区委在组织藤田暴动的同时,派区委委员吴江,化名梧岗,来到罗田村。吴江与罗田村农民刘方祥的岳父同住一个村,与刘方祥相识。他教育启发刘方祥,又通过刘方祥串联发动,邀集农民刘阳兴、刘华祥、刘三祥、刘飞祥、刘龙祥等,成立罗田村“穷人会”。
    “穷人会”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不交租,不还债,打倒一切土豪劣绅!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在短短的三四个月,“穷人会”组织扩大到附近的罗陂、杏园、湖坪等地。由于“穷人会”斗争经验不足,过早暴露目标,引起豪绅地主注意并惊动了国民党乐安县政府。1928年8月,乐安县政府接到刘皮先、王怀德等人举报,立即派靖卫大队长李德贵带领团丁在罗田等地大肆搜捕捉拿“穷人会”骨干,刘飞祥、聂高保(杏园人)被捕,刘方祥等7名“穷人会”骨干的房屋被查封或焚烧,“穷人会”被迫暂时解散。1929年革命形势好转,永丰县党组织派中共党员陈甘澍到罗田村重新恢复“穷人会”,成立农民暴动队,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刘皮先和陈福先就地处决,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债斗争,建立公开的农民协会和赤卫军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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